房地產泡沫外的這一現象,才是中國最大的隱患!陜西樓盤開發公司小編來詳細為您解析:
轉自:光遠看經濟(ID:guangyuanview);作者:馬光遠;原標題為《房地產泡沫下“橄欖型社會”的塌陷》
全球目前面臨的最大危險,并非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也并非歐盟解體對全球的沖擊,而是寬松貨幣政策導致貧富差距和不平等現象的持續惡化。
一般認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被視為一個社會穩定的基礎,也是一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主要傳承者。所謂“橄欖型”的社會結構,一般指一個國家的中等收入階層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達到60%左右,整個社會的收入格局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比較穩定的結構。
“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并非一個簡單的學術概念,而是有絕大多數的發達國家的具體結構為實證,在當下絕大多數的發達國家,整個社會的結構基本呈現為以中等收入階層為主體,貧困人口和富裕人口所占比例都較小的結構。
按照學界的研究和各國的實踐,一個社會,一旦形成“橄欖型”的社會結構,不僅意味著這個國家的收入分配呈現一個健康的格局,更重要的,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大,意味著這個社會形成了一個主流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個穩定的國家主流文化和價值觀傳承的主體,這個社會就是一個和諧的社會。
與“橄欖型”社會相對應的是“啞鈴型”社會結構,中等收入階層少,富裕人口和貧困人口占多數,這樣的社會,歷史證明不是一個健康穩定和諧的社會結構。
對于中國社會目前究竟處在什么階段,以及以什么樣的標準來劃分中產階級,一直爭論很大。
亞洲開發銀行曾經在幾年前發布了一份名為《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的報告,其將每天消費2-20美元的人群劃分為中等收入階層,按照這個標準,就絕對數量而言,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為8.17億,成為亞洲中等收入人群最多的國家。
而中國社會社科院曾經籠統地以家庭恩格爾系數30%到37.3%作為劃分標準,認定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人數已經達到2.3億人。按照聯合國的標準,一個國家平均家庭恩格爾系數大于60%為貧窮;50%-60%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屬于相對富裕。
這個標準事實上大大夸大了中等收入群體在中國的數量。以北京為例,盡管報告認為北京的中等收入階層已經達到了46%,但事實上,考慮到北京的房價、生活出行成本、醫療成本,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一個年收入達到10萬元的家庭,根本買不起房子。
再加上未來通脹的預期,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縮水最快,壓力最大,根據一些國際機構的排名,北京的生活成本在全球的城市里面進入了前20名,北京人支付在食物上面的比例是很低,但在房子其其他生活成本方面的支出卻很大,年家庭收入在6萬元左右的,基本可以說只能維持溫飽。而且,由于夾生的城市化,城市貧困人口日益增多,中國城市城市貧困人口比重一直維持在7%以上。
因此,就我國的社會結構而言,其實尚未形成真正的“橄欖型”,我國的社會結構更像“M”型,或者 “葫蘆型”,屬于貧困人口多,中等收入階層少,富裕階層占有的社會財富比重過高這個結構。
金融危機8年以來,寬松貨幣政策的結果,使得很多國家已經形成的“橄欖型社會”塌陷,而像中國這樣沒有形成“橄欖型”的國家,中等收入階層的人數和幸福指數都在減少。
美國著名智庫專家穆罕默德﹒埃爾-埃里安在其暢銷書《負利率時代》中,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危機以來,各國上癮般對寬松貨幣政策的依賴不僅沒有使得全球經濟走上復蘇之路,反而造成了極其嚴重的負面效果,包括負利率在內的所謂的貨幣政策的創新,并沒有帶來全球經濟真正的增長,反而因為寬松貨幣政策釋放出來的大量貨幣進入資本市場、房地產等領域,推升了資產價格泡沫。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特別指出:富裕階層可以通過貨幣泡沫化解財富縮水的危機,社會富裕階層的財富在危機應對的過程中不僅沒有受傷,反而因為資產價格的膨脹而增值,而中低收入階層一方面要應對央行貨幣之水的沖擊,另一方面要面對實體經濟萎靡的情況下,收入的直接縮水,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的撕裂,中低收入階層成了寬松貨幣政策的最大犧牲品。中產階級人數萎縮,“橄欖型社會”塌陷。
以美國為例:2014年,有44%的美國家庭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級,這個數字在2008年是53%。2014年,18到29歲的美國人中有49%認為自己屬于社會下層,而2008年只有25%。美聯儲的研究也表明:2010年到2013年,在扣除物價因素后,家庭總體平均收入增長了4%,而中產階級收入下降了5%。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沒有例外。08年以來,寬松貨幣政策不僅沒有縮小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反而使得這種差距更為顯著。在反危機的過程中,房地產完全成了地方政府財源和經濟增長的工具,淪為了一個極其功利化的政策,偏離了居住和民生的基本功能,影響了整個社會的士氣,使得暴富和浮躁的心態在全社會蔓延,甚至一代一代傳承。
大量的貨幣催生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房地產泡沫,北京動輒千萬房價的背后,是大量的階層被動陷入了永遠無法買房的困境,面對高額的房租,這些留在大城市生活的群體距離中產越來越遠,淪為大城市疲于奔命的“窮忙族”。
“橄欖型社會”的塌陷,意味著社會穩定的基礎出現動搖。中國當下最大的問題之一,仍然是分配不均導致的社會階層的分裂,這是影響中國社會穩定的最大隱患。
必須承認,收入分配改革的滯后,以及財富形成過程中的各種不公平現象,加上寬松貨幣政策對很多中等收入階層的擠壓,中國距離“橄欖型”的社會還有很大的距離,在制度層面和收入分配改革上還需要做很大的突破和努力。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在全球走紅,其實在暗示著各國中產的不滿。不要等憤怒真正燃燒起來再去撲滅,而是應該在怒火燒起來之前,就想辦法解決問題,對全球如此,對中國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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